社区作为城市基层治理的基本单元，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维护和社会稳定的基石。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新时代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全国各地党政部门、社区也正如火如荼地开展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本期“调查研究”从区、镇、村三个层面选取了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案例，以期为社区治理提供多元化路径参考。

　　当前，中国式现代化的社区治理实践大幕已经开启，如何结合中国社会实际深入探索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总结提炼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经验是当前城市社区治理中的重要课题。本文在生态理论视角下以上海市“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案例为例，探索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三个维度，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路径提供参考。

　　生态理论是社区社会工作综融模式的主要理论基础。该理论产生于20世纪70年代，最早由心理学家尤里·布郎芬布伦纳（Urie Brofenbrenner）提出。在《人类发展生态学》中，他比较系统地将生态学引入人类行为研究，关注个人与环境的互动。在随后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生态理论从最初关注个人与环境的互动到重视个人和社会网络的动员，再到强调社会网络的开发和提倡整体性分析，获得不断完善和拓展。生态理论可为社区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其理论指向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调环境因素对于促进社区的赋权具有重要作用，环境实践是发展性的，环境干预能为社区治理能力和赋权的不断发展提供支持，倡导进行环境干预，改善社区的环境状况；二是提出了社区发展的整合框架，重视社区的整合与联系性，挖掘环境中可获得的现有和潜在资源，发展社区之间的关系等。

　　我国城市社区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发展，伴随着城市居民从“单位人”转向“社会人”，社区也从关注单位、强调业缘关系与单位责任转向关注地域、强调协商互助与公共责任，社区居民生活在一个新型的、连接松散的社区世界里，人们在稀疏的结点、松散的界限和频繁变化的网络关系中漂浮，社区已经变成社会性的分散网络关系。基于此，新时代在生态理论视角下推进社区治理，需要重点思考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如何有效地进行环境干预，改善社区的环境状况，形成支持性的社区建设生态系统，提升社区的内聚力？二是通过怎样的行动过程将环境资源有效动员起来，整合社区松散的网络关系，构建社区建设结构化联盟，从而不断赋能推进社区发展？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党的领导深度融入中国社会每一个基层细胞，奠定了中国社会建设的底色，党建引领社区治理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区治理的实践模式。党的以来，党中央着力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治理体制，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2021年，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了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制度安排。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增强党组织的功能和组织功能，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城市社区党建工作，推进以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党建引领”机制在社区治理中的重要作用被再次强调。党建具有“一核多元”“一核多能”的核心作用和多重服务功能，在跨组织协调、构建社区建设共同体网络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能为当前社区的“内聚力较弱”“网络关系松散”二元性难题提供解决方案。新时代背景下，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重点在于构建社区建设的共同体，形成支持性的生态网络，主要体现在三个维度。

　　发挥组织优势，构建社区建设战略联盟。党建引领的关键在于打破组织壁垒，通过跨组织协调构建社区建设战略联盟，形成支持性的生态网络。一方面，党组织要发挥整合功能爱游戏官网，以组织力建设为重点，将社区内的各个元素黏合在一起，构建以发展为取向的社区建设共同体，将公共责任变成一种具有义务感和约束力的结构性力量，筑牢社区治理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党组织通过机制建设加强组织联动，推动社区与其他单位之间建立制度化联系，促进社区与其他单位或机构合作，从而建设组织网络。通过党的组织链接集合组织资源、强化组织承诺和合作协同，聚合社区治理力量，将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高质量社区治理效能。

　　发挥优势，筑牢共同体的思想基础。党具有突出的优势，能通过宣传动员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新时代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重点是要发挥党的优势，广泛宣传党关于社区治理的政策方针，明确社区治理的目标、方向和路径，凝聚集体性偏好，筑牢社区建设共同体的思想基础，营造人人参与、共同建设的良好氛围，从而形成社区建设的合力。

　　强化服务引领，提升共同体的服务效能。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落脚点在于发挥党建服务引领力，推进服务党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赋能社区发展为重点，在社区内开展广泛深入的动员，推动党员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组建以党员为主体、入党积极分子和群众积极参与的红色社区服务队伍，加强社区内部整合，提升社区服务质量。二是强化资源保障，通过区域化党建等方式链接社区内外优势资源，建立社区建设协调运行机制，吸纳和融合各种服务力量；建立“需求、资源、项目”社区服务清单，推动联盟内组织以需求为导向提供“菜单式”精准社区服务，发挥多元主体的协同服务优势，提升社区服务成效。

　　上海是最早开展“社区党建”的地区。1995年，上海开展城市党建专题调研，次年，率先提出了“社区党建”的概念。1998年，上海在全市全面开展社区党建工作。1999年，全国街道社区党的建设工作座谈会在上海召开，社区党建在全国范围内逐渐推广开。伴随着中国城市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为了应对社会结构分化、社会治理难度加大的现实问题，基层党建模式从社区党建逐步拓展为区域化党建，以提升社区共治水平。2009年，区域化党建在中央的倡导下在全国范围内推广，上海结合地区党建实际，积极探索超大城市区域化党建路径，在开展区域化党建推动社区治理方面走在全国前列。2022年，上海推出“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动员各级党组织参与到社区建设中，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超大城市基层治理新路。

　　广泛开展动员，使党组织成为社区治理的关键驱动力量。2023年，上海市委出台了“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实施方案，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广泛动员政府机关、职能部门、高校、媒体、社会组织等参与“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整合各方面资源推进社区建设，尤其重视发挥高校的智库作用。各基层党组织认领了175个社区项目，覆盖了上海全市16个区各种类型的基层社区治理难点痛点问题。如上海闵行区动员了区、镇、居村、高校等基层党组织，由区委牵头，成立了美好社区建设专项工作组；华东师范大学党委积极参与该行动，动员25个院系级党组织以联建共建、“党员流动服务站”等形式对接社区，组建了48个赋能团队，承接了普陀、闵行等区的48个社区治理项目，在这一行动中，党组织在社区治理中扮演着“领头羊”的角色，成为社区治理的关键驱动力量。

　　发挥组织桥梁作用，构建发展战略联盟为社区建设提供支持。社区不是隔离的，而是处于社会网络之中，社会网络构成了社区的生态系统，能为社区建设提供支持性力量。然而，由于在城市现代化建设的进程中，人们原有的熟人关系被打破，社区结构日益松散；此外，由于组织分工和功能的细化，组织之间结构性的约束与边界越来越清晰，社区与其他组织的可达性降低，导致社区参与力量不足。针对这一问题，上海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桥梁作用，通过党建引领大力开展区校合作、街校牵手、社校结对，让党组织成为跨越组织之间结构洞的架桥者；以党建联盟等形式打造基层治理综合工作平台，使党组织成为各组织之间的强联结纽带，形成各组织紧密耦合的合作场域。如上海闵行区委分别与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华东理工大学党委开展合作，成立了治理学院，发挥高校社会学、社会工作等专业学科优势打造“社区智库”，推动专家学者定期到结对的街道社区讲授政策理论、党建案例、社区事务等知识，促进基层社区干部开拓思路、转变方法等，根据社区治理需求，整合各类智库资源，为基层治理注入了新动能。

　　党组织是关键行动者，聚合各类力量提升社区服务效能。在社区治理中，党组织扮演的是关键行动者、促进者的角色，通过积极改变社区生态环境、构建支持性的生态网推进社区建设集体行动，提升社区服务效能。上海在“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中，推动各基层党组织全面排摸梳理居民各类需求和社区治理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将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作为着力点，有组织地聚合各类力量，集结175个街镇骨干力量、居村“两委”工作人员，汇集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上海大学等10家高校智库，组成了“赋能团队”，在法治、文化、健康、组织、智慧五大领域赋能社区治理，做细做实群众生活服务、法律服务、文体服务、关爱服务等各项惠民举措，为居民群众提供多元化、菜单化、精细化服务，提升群众生活质量和社区建设水平，以专业的产学研探索帮助社区寻求最优解，破解社区治理难题。

　　闵行区现有常住人口283万，住宅小区1117个，总建筑面积10164万平方米。 闵行区锚定推进超大城市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以问题为导向，牢固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全域推进“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通过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政学合作、媒体助力，探索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现代化社区治理新样板、新经验。

　　为破解社区治理“资源少、项目少、关注少”的困境，闵行区在统筹推进上系统布局，以“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为行动载体，全面提升社区领导力。一是围绕行动建机制。区层面建立“1+5+X”美好社区项目推进机制。由闵行区委党建办牵头，项目行动团队、高校、职能部门、媒体、选调生组成专项工作组，并引入第三方专业组织等社会力量，形成项目行动“共同体”，同频共振、同向发力。二是围绕问题选项目。聚焦服务资源零散、街区治理无序、村级长效治理难、社区治理黏性不足等难题，在12个市级项目基础上，同步开展110个区级种子项目，解决一批群众的操心事、烦心事，切实为基层减负增能。三是围绕重点聚合力。将“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项目同区政府民生实事项目、基层党建重点项目及各部门重点工作等紧密结合、同步推进、形成合力。

　　针对社区自治活力不足、群众参与感不强的问题，闵行区在协商共治中挖掘智慧，全面排摸梳理居民各类需求，在努力回答好“做什么”“怎么做”“如何做”的具体实践中，全面增强社区组织力。一是以组织强引领，发掘“关键人”。扎实做好群众工作，发掘一批有热情、有担当的社区达人、能人，引导居动参与社区治理，共建美好家园。比如，康城社区通过开展“万人拔河”比赛，激发社区自治活力，招募108位“社区合伙人”，以此撬动整个康城近4万人共建美好社区的无限热情。二是以需求为导向，找准“关键事”。在居村党群服务站建设中，闵行区党建服务中心牵头召开15场家门口议事会，收集意见8000余条，做到“建设前听需求、建设中听建议、建设后听评价”，使党群服务站的服务更精准。三是以美好聚共识，用好“关键法”。从“锦上添花”到“雪中送炭”，从“众口难调”到“众望所归”，“美好社区”把全过程人民理念贯穿其中，把实事做到老百姓的心坎儿上。比如，平阳四街坊“美丽家园”建设项目设立居民接待中心，全面收集居民的意见建议，与居民协商确定“一楼栋一方案”爱游戏网址，建设老百姓想要的“美丽家园”。

　　针对长期以来制约“美好社区”建设的各类“历史遗留”问题，闵行区推出“问需、破题、强能”三步法，以提升群众感受度为导向，全面强化社区执行力。一是筑牢“铁三角”，打出赋能组合拳。高校、职能部门、媒体多方协作，通过下沉蹲点、交流研讨、现场指导等形式，开展实地调研92次，提供指导意见86条，发布宣传报道311篇。二是构建“新矩阵”，破解难题加速度。以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为载体，汇聚各方资源，创新赋能机制，自2023年以来，通过项目化推进，已解决业委会人选、物业管理、社区停车、流动人口管理等各类矛盾问题83个。三是打造“赋能圈”，培育治理新动能。区镇两级成立“1+14”美好社区治理学院，开设精品示范、全员轮训、业务培训和专题研讨4大类40门课程，同步推出“每周加油站”品牌，将项目成果转化为实践课程，让实践反哺课堂，以教学扩大实践，提升居村破解难题和实践实战的能力。

　　闵行区将继续依托“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平台，在强信心、聚民心、筑同心上持续发力，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汇聚力量资源赋能居村，结出更多更好的党建引领基层治理硕果。

　　“城中村”治理是超大城市治理的关键一环，也是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的薄弱环节。苏民村位于闵行区浦江镇东北部，村域面积2.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近六千人，其中超三分之二为外来流动人口，村庄空心化、外来人口倒挂、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在治理方面面临着三方面的问题。

　　乡村治理主体的整合度、协同度不足。村庄老龄化、空心化导致治理力量不足，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占户籍常住人口近三分之二。外来人口由于缺乏归属认同感，难以参与和融入治理格局。多元治理主体的协同作战意识不足，比如乡村企业只参与生产经营，未充分发挥其参与基层治理的作用，再如以往参与“美丽庭院”评比的“示范户”“星级户”的典型引领效应尚不明显，未能有效实现“以点带面”的全村竞跑氛围。

　　乡村治理体系的精细化、规范化不足。一方面，过于粗放的网格架构模式带来了治理半径过大的问题。由于村庄体量大、队组多，一名村干部需要联系2—3个村民小组，超过120户人家，分管区域面积平均达15万平方米，精力过于分散。另一方面，“城中村”的大量外来流动人口对精细化治理提出了更大挑战。面对外来人口流动性强、集聚度高、文化背景和风俗习惯差异大等特点，往往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来应对由此带来的人居环境顽疾和民生服务个性需求，导致治理成本增加、效率降低。

　　乡村治理效能的长效性、内生性不足。由于外来人口倒挂、农村人口老龄化、村观意愿不强等因素，难以形成常态有序、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以人居环境治理为例，首先是环境整治的成果难以持续巩固，村宅环境提升始终“原地打转”——不断整治却又反复回潮。其次，环境整治的成效覆盖面仍有缺失，部分村宅区域存在重点线、轻面上的现象，整体环境面貌与美丽乡村建设要求仍有差距。最后，村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不强，存在“看客”心态，参与治理的积极性有待激发。

　　依托“美好社区 先锋行动”项目平台，苏民村聚焦体系建设、资源整合、制度保障，全面提升党建引领村级治理现代化水平。

　　坚持党建引领为主线，搭建队组党建体系，以“小网格”推进“大融合”。在原有的网格布局基础上，深化“村网格—队组网格—农户”网格划分。通过“十户一组”的农户组团模式，建立64个“小微网格”，覆盖全村624户人家，以“网格长+网格员”的工作模式实行精细化管理、绣花式服务。在小微网格的牵引下，各口袋网格不再散作“满天星”，而是主动聚成“一团火”，为强化对底层网格的引领管理提供了有力抓手。

　　坚持资源整合为路径，凝聚多元治理主体，以“小队伍”汇聚“大合力”。建立起“部门下沉、专家指导、多方协同”的行动机制，共同推进美好社区建设。赋能高校、区镇部门、媒体帮帮团立足职能特色和资源优势，在理论指导、技术服务、引导、效果评估等层面对项目赋能增效。着眼网格长岗位，精选党员骨干、村民组长、乡贤达人等强劲力量，共同挑起乡村服务治理“大梁”。强化村企联动，挖掘培养企业党员先锋参与政策宣传等志愿活动，不断激发村级企业参与基层治理的活力。

　　坚持因地制宜为导向，探索长效治理机制，以“小积分”兑出“大热情”。结合治理实际，出台以积分制评比为代表的村规民约，采用“定期检查+不定期随查+整改后复查”的方式，以及“一月一评优、积分换实物”的奖励机制，让群众参与治理有方向、有动力、有支撑。优化考核细则，允许限期整改清除扣分项，通过“弹性”考核让村民群众都尝到“甜头”，从而激发大伙参与治理的“奔头”。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闵行区浦江镇积极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发挥党建引领对社区治理的助推作用，就如何将组织优势更好地转化为治理优势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与实践。浦江社区管辖面积12.37平方公里，常住人口19.8万，其中本镇户籍人口6.2万，占比约31.3%。由于人口体量大、老年人占比高、基础设施相对滞后等原因，在治理层面面临着许多艰巨的挑战。

　　治理机制协同不畅，问题解决不高效。社区作为连接不同治理主体的重要载体，承担着凝聚治理合力的责任，但在实际工作中，部分业委会存在感较弱，物业公司能力参差不齐，存在治理职责不明晰、履职不到位的情况。此外，依据相关规定，居委只负有领导社区居民开展社区自治的职能，不具备行政管理的职能，在推动社区治理时，缺乏制度支撑。

　　服务需求个性多元，供需关系不匹配。浦江社区目前已实现党群服务站全覆盖，但是部分居民区的公建配套建成时间较长，文体活动设施功能单一，对居民缺乏吸引。与之对应的是居民在政务、民生服务等方面日益多元化的诉求，以及长者食堂、独居老人帮扶等服务供给相对不足的问题，社区分类治理的需求凸显。

　　主动参与意识薄弱，动能激发不充分。与传统的单位制熟人社区不同，以商品房小区为典型的陌生人社区，社会关系趋于表面化、匿名性、短暂性，凝聚力较弱。此外，浦江社区还拥有许多保障性住房，人口流动较大，出租率约40%，居动参与意愿较低、参与意识较差，对社区居委会的认知度、信心不高，面临着“共同体困境”。

　　针对以上问题，浦江社区以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为落脚点，广泛动员多元主体参与社区治理，形成“党建引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一核多元”治理格局，为加快推进基层治理能力现代化注入强劲动力和生机活力。

　　党建引领：优化顶层设计，夯实组织基础，建设责任共同体。一是坚持深度赋能、科学赋权、精细赋责，积极推行基层约请制度，发挥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核心作用，推动相关职能部门主动服务。通过约请职能部门到现场实地调研、联动施策，社区拥有了更多主动权，形成“下借上势、上下联动”的工作格局。二是坚持组织体系、治理体系一体严密，实现党建逻辑与社区治理逻辑的契合和耦合。依托现有服务空间，不断叠加新功能、迭代新服务，建成集党员学习、志愿服务、文化活动于一体的党群服务站，实现对服务需求的全局性把握和服务供给的系统化运行。

　　社会协同：搭建联盟载体，强化资源共享，建设治理共同体。发挥党建联建资源优势，汇聚多元治理主体和多方治理资源，打破“单位制党建”的封闭性运作和行政化推进，推出市集、童趣嘉年华等多样化的社区服务。同时，健全完善“五社联动”工作机制，通过联合公益项目组织，开展老年人精神关爱服务项目，举办老年人兴趣班、健康讲座、集体生日会等活动，增加对独居、空巢老人的陪伴，实现需求与供给精准匹配。

　　公众参与：完善自治平台，推动协同共治，建设价值共同体。畅通“社—民”议事协商渠道，着力解决业委会、志愿者等自治队伍人员老化、人才匮乏等问题。通过线上召集、线下邀约，挖掘社区内的能人、达人，搭建“青年议事堂”“云征询”等平台，提升多元主体的参与动力。此外，通过打造“万人志愿公益行”、社区邻里节等社区文化品牌，鼓励居民组建特色团队，参与社区文艺活动、志愿服务，为居民提供活动场地、搭建展示平台，组建了一批独具特色的自治团队，助推社区活动和服务的多元化，不断推进社区服务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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