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场地修复的众多技术流派中，博诚环境引领的原位生物修复技术在多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优势，有效克服了治理成本高的痛点，有力推进了场地修复领域的发展。未来这一技术也将对在产企业及园区的土壤以及地下水修复发挥巨大价值，推进在产低扰修复模式的成熟落地。

　　在环保行业的黄金十年中，各大领域均获得了空前发展，气、水、固等领域基本上走过投资建设阶段，开始向运营升级阶段过渡，唯独土壤修复领域不温不火。

　　十年之间，政策端启动了多项治污攻坚战，三大“十条”中，“大气十条”、“水十条”分别推动了对应行业的爆发，唯独“土十条”没有一炮打响。

　　修复领域哑火的因素很多，比如技术供给匮乏、治理成本高、法规机制不成熟、行业参差混乱、供需匹配错位等。

　　但经历过这些年的探索，行业各方认识到，在众多因素中，缺乏适配国情和切中痛点的解决方案是核心因素。

　　与此同时，一部分创新解决方案开始成型成熟，其中污染场地生物修复引领者——博诚环境，通过专注持续的体系化创新，为行业带来了高效、经济、绿色的解决方案。

　　本文将以博诚环境的创新过程和实践项目为例，详解生物修复技术在场地修复领域的应用情况，以及修复行业的发展趋势。

　　几十年“先污染后治理”模式下的经济疾行，使环境透支严重，其中最深的创伤不在天上不在水里，而在地下。

　　伴随着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出台，修复行业迎来发展契机，不少机构曾测算修复市场将是万亿规模。然而，行业后来的发展不尽如人意。

　　尽管修复领域也有明确的中远期规划，但相较于气、水、固等领域，仍然面临很多困难，比如法规导则不完善，监管职责划分不清晰，对地下水污染重视程度不够，从业单位技术水平参差不齐，修复能耗高、成本高，缺乏原位、低碳绿色高效和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模式单一、可持续机制不成熟等。

　　掣肘于种种因素，修复领域的治理模式和解决方案普遍较为粗放，业内将其概括为“一盖了之、一围了之、一烧了之”，一些项目数亿、数十亿投下去，最终效果寥寥。土壤修复本来是要恢复其生态资源功能，但粗放的解决方案反而破坏了其生态资源功能。

　　比如，一些地方将水泥窑、砖窑、陶粒窑等广泛应用于土壤修复。对于治理需方，看重的是场地不留后患的修复效果，治理周期短、成本低。对于窑炉生产行业，是资源化利用，看重的是降低其生产成本。但是，对土壤修复行业，土壤的资源价值实际上已灭失，不利于真正有效的修复技术推广。

　　地下问题的隐蔽性、制度的不完善以及行业的不成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乱象滋生的温床。一些工程项目看似庞大，实际是简单粗暴的土方工程，投入高、能耗高、效果差。

　　面对结构性困境，行业各方逐渐认识到，修复行业要想实现进一步发展，必须打破这种僵局。而破局的关键在于抓住主要矛盾，修复领域的主要矛盾是：迫切的治理需求与技术匮乏及成本昂贵之间的矛盾。

　　在上述众多限制因素中，成本制约需求端的释放，技术限制供给端的表现，二者互为表里，是场地修复领域发展缓慢的底层原因。

　　经过初期的探索实践和试错，行业基本上认识到，突破口归根结底在于技术创新，政策端也逐渐明晰了修复领域的发展方向，即高效、低碳、可持续。

　　2023 年，生态环境部印发《关于促进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绿色低碳修复的指导意见》，鼓励污染地块风险管控和修复活动在满足《土壤污染防治法》有关要求、确保实现管控和修复目标的前提下，注重资源能源节约高效利用，减少二次污染风险，实现环境净效益最大化和碳排放最小化。

　　《指导意见》结合我国实际，旨在引导土壤污染修复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提高减污降碳协同治理能力，推动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修复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强调全过程提升绿色低碳水平。

　　那么，博诚环境是怎样的一家企业？面对行业困境给出了怎样的解决方案？我们通过一桩重大环境污染事件来介绍。

　　2014 年 9 月，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曝光，引发社会高度关注，但对于事件后续的发展，媒体鲜有关注。

　　事件发生后，引起国家层面高度关注，国务院专门成立督察组，敦促污染责任企业进行大规模整改，之后污染场地进入治理阶段，而博诚环境是后续参与修复的主要企业之一，给出的方案正是高效低碳的原位生物修复技术。

　　其中的污染物包括苯、氯苯和对硝基苯酚等毒性较强的物质，如果得不到妥善治理，这些有毒物质会长期污染地下水，并迁移扩散。

　　面对这类问题，通常会采取抽出处理的解决方案，但废水蒸发池所在地块的水文地质条件是基岩裂隙水，不适宜抽出处理，且这种模式较为复杂、经济性较差。

　　基岩裂隙水污染的修复属世界性难题，渗透性差，可抽取的地下水十分有限，拖尾效应显著，修复场地的每口抽提井的有效影响半径很小，抽到一定程度，水的污染浓度很难再下降。

　　经污染责任企业自主筛选比较，博诚环境成为第三方修复公司，提供整套的地下水原位生物修复技术解决方案。

　　简单来说，原位强化生物修复技术是将特别培养的微生物原位注入到污染土壤或地下水中，并调控适合的环境条件，利用微生物的大量繁殖将目标污染物降解的处理技术。

　　该技术具有绿色环保、去除效果彻底、修复费用较低等优势，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有机污染场地修复的主流技术，但彼时在国内尚未实现规模化工程应用。

　　2016 年至 2017 年，博诚环境先后开展了原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中蒸发池场地生物修复小试和现场中试，经过筛选复配，最终研发出高效的好氧微生物菌剂，以及微生物生存环境的调控方法和碳氮磷比例合理的营养助剂。

　　2019 年至 2020 年，污染场地进入了大面积修复工程阶段，累计实施了 13.2 万平方米，绝大部分修复区域达到了国内地下水 IV 类标准，对苯、氯苯和对硝基苯酚等有毒物质去除效果显著，总体去除率可达 95%以上。

　　最终该项目成功实施，并取得多项突破性技术创新，国内首例大规模地下水原位强化生物修复工程就此产生。

　　真实力在真需求中脱颖而出，行业在初期阶段难免有混乱，导致供需错配，但同时也一定有一部分优质的解决方案紧扣一部分真需求坚韧发展。腾格里沙漠污地治理项目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真需求，而博诚环境则凭借真实力获得了施展机会。

　　行业的发展和企业的发展都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且二者之间有协同和促进的深度关系。因此，企业在一个领域的发展须有章法规划，每一个阶段做好相应的事。

　　在过往的发展中，博诚环境没有追逐行业发展初期的粗放红利，而是坚持在真需求上建立自己的标杆项目，包括中央资金修复项目、官方挂牌督办项目爱游戏平台、外企外资委托项目、应急项目等。

　　这是一种取舍，也是一种远见，更是专业实力的体现。引领并不来自某一时刻、某一项目的突破，而是体系的构建和长期的积累。

　　该项目的成功实施，同时标志着我国经济、绿色可持续地治理土壤和地下水有机物污染打开局面，而这一重大突破的背后离不开博诚环境的专业能力和创新能力。

　　研发了一套地下水原位强化生物修复集成技术，集成了修复井群设计、生物功能材料的原位注射、气动增渗传输和精准调控生境条件等关键技术。

　　研制了针对苯系物、氯苯和对硝基苯酚等多种有机物且耐高盐的高效复合微生物菌剂，优化了规模化混合培养的培养基配方。

　　设计和开发了一套地下水原位生物修复的运行调控系统，实现修复井群轮流间歇曝气自动化运行和实时监控。

　　研发的地下水原位强化生物修复集成技术适用于水文地质条件复杂的污染场地，施工和运行维护简单，方便大面积推广应用，显著降低修复费用，具有广泛的污染场地适用性。

　　从中不难看出，一项创新解决方案的背后，是一整套技术体系。就创新而言，单点的突破不难，但体系的构建挑战很大。

　　在实现原位生物修复规模化工程应用的过程中，博诚环境突破的不是一项技术，而是一整套技术，这是其实现突破和在业内获得良好专业口碑的背后原因。

　　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是净土攻坚战中的一个转折点，而博诚环境提供的原位生物修复技术是污染场地修复领域的重要突破。

　　博诚环境申报的“地下水原位强化生物修复集成技术与应用”荣获 2021 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并入选了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认定的“2021 年绿色化工园区适用技术”名单。

　　凭借过硬的专业实力和在典型项目中的重要贡献，博诚环境后来负责编写《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技术手册》原位强化生物修复技术章节，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中化工废水蒸发池污染场地原位强化生物修复案例编入手册。

　　博诚环境是国内最早开展污染场地修复的专业环保公司之一，是场地修复领域集“咨询+设计+工程”于一体的“专科医院”，依托资深的专业技术和丰富的实战经验为客户制定专属化一站式解决方案，在调查评估、方案设计、现场实施等方面均具有领先优势。

　　鉴于修复问题的复杂性，以及产业链配套尚不成熟完备的状况，博诚环境一站式“专科医院”的模式可谓是高度适配国情，这也侧面反映出企业的专业实力。

　　地下的场景，水文、地质、土壤、地下水等地下环境千差万别，再加上污染物的差异，这就决定了治理方案的制定具有极强的定制化特征，且前端的诊断环节和后端的治理环节衔接好才能出效果，整个过程涉及多个专业和众多技术。

　　博诚环境的优势一方面体现在服务内容的纵深上，具备全链条的深度服务能力，另一方面体现在解决问题的宽度上，在污染场地修复、农田污染治理等方面均有丰富经验，且应对疑难杂症有独特优势。

　　凭借在修复领域的突出成绩和领先地位，博诚环境获得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北京市“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和中国环保优秀品牌企业等称号，并于 2017 年成功挂牌新三板，这些成绩建立在企业战略布局、团队组织和创新实践之上。

　　在青山研究院关于环保创新的专题中我们分析过，环保领域的创新依赖多学科的交叉融合，而场地修复领域更加考验多学科的综合应用。

　　博诚环境创始人/董事长陈波洋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地质系，硕士毕业于北京市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环境工程专业，是正高级工程师，注册环评师，入选国家科技专家库和生态环境部环境工程评估中心专家库。

　　公司董事/股东陈吕军是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入选国家环境保护专业技术领军人才，入选 2024 年度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会士，被生态环境部受聘为 2024 年度生态环境特邀观察员。

　　首席专家顾问何建中是新加坡国立大学土木与环境工程学院教授，研究重点是发现新型微生物，来实现环境污染物的转化和毒性降解作用，通过优化功能微生物的生长，生物质到生物能/生物化学品，以及在实验室培养和原位应用基于核酸的方法来增强生物降解。

　　从专业背景来看，博诚环境的技术骨干主要来自地质、环境爱游戏最新、微生物三个领域，这几门学科的融合可谓是精准对口场地修复领域，更准确地说，是精准对焦到了生物修复技术这个方向。

　　深入了解后可以感受到，博诚环境的技术团队既有专业基础的广度，又有科研理论的高度，还有工程实践的深度，这正是博诚环境能够深入痛点并开拓创新的源动力。

　　其中，博诚环境创始人陈波洋，长期专注于修复领域，是国内修复行业最早期的老兵之一，见证和参与了行业的诸多重要节点，在专业背景上兼融地质和环境，在从业经历上兼通咨询和工程，在企业经营上兼具专业和创新能力。

　　作为“地下水原位强化生物修复集成技术与应用”项目牵头人，陈波洋荣获生态环境部 2021 年度环境保护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获得多项原位强化生物修复技术发明专利授权。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博诚环境研发了原位强化生物修复技术和异位土壤强化生物修复技术等先进技术。

　　如前述，场地修复领域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限于治理成本太高，博诚环境走“让污染修复不再昂贵”的战略方向，切中了行业的核心痛点。

　　技术是有流派的，不同的流派走向不同的前景，能够走向未来，就要符合国情的状况、符合需求的痛点、符合未来的趋势。

　　整个环保行业的技术可按照所依托的底层科学原理分为物理、化学、生物三大流派，各类技术各有千秋，适用于不同的场景。

　　三个流派中，生物技术以经济性著称，同时具有效果彻底、无二次污染、能耗低等显著优势，因为利用生物技术消除污染物，一定程度上是在借助原始的自然循环系统，借助大自然的力量，这种特性在水处理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博诚环境将其迁移到了场地修复领域。

　　在腾格里沙漠污地治理案例中，博诚环境提供的原位生物修复技术方案，无需开挖土地、成本低、低碳绿色且高效，这些优势是其被企业采纳的主要原因。

　　《关于促进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绿色低碳修复的指导意见》强调，在注重经济可行基础上突出节约高效，优化工艺设计，最大程度降低排放、减少能耗，提升质效。

　　在博诚环境的原位生物修复技术创新实践中可以看到，带来成本变革的技术创新是行业破局的关键，这种创新带来了多赢的局面。

　　场地污染中，氯代烃是危害大、难处理的污染物，挑战巨大，最有效的技术是厌氧脱卤。国际知名的 KB-1 菌剂自 2002 年首次批量生产以来，厌氧脱卤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欧美发达国家氯代烃污染场地。

　　但是，由于缺乏厌氧脱卤生物修复菌剂，国内原位厌氧生物修复技术在氯代烃污染场地应用一直是空白。

　　2022 年，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场地地下水卤代烃污染修复材料和技术”项目支持下，博诚环境成功研发出具有完全独立知识产权的厌氧脱卤生物修复菌剂 BS-1，成功应用于高浓度氯代烃污染场地修复中试。

　　2023 年，博诚环境开创性地实现了 5000L 厌氧脱卤菌剂 BS-1 量产下线，完全掌握厌氧脱卤生物菌剂的发酵材料配方和发酵工艺参数，彻底解除国内缺乏厌氧脱卤生物修复菌剂的限制。

　　2024 年，博诚环境成功实施了国家重点研发项目示范项目——某氯代烃污染场地原位厌氧强化生物修复工程，土壤和地下水修复体量约 8 万立方米，该项目注射了 35t 厌氧脱卤生物修复菌剂 BS-1，菌剂和营养助剂注射后经过三个月的运行，土壤氯代烃浓度远低于一类用地筛选值标准，地下水达到了地下水 IV 类标准限值，氯代烃污染物去除率达到 99% 以上。

　　博诚环境 BS-1 菌剂的量产和规模化原位厌氧脱卤工程应用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成果转化案例，再一次展现出博诚环境团队强大的技术攻关能力，其中的技术关键包含：

　　研制了厌氧脱卤营养助剂配方，结合已授权的“一种地下水和含水层土壤原位厌氧生物修复方法”（发明专利 ZL6.9）工程集成技术，实现了将高浓度氯代烃在三个月内经厌氧脱卤降解，去除率高达 99%以上。

　　采用了氯代烃厌氧脱卤降解功能基因 qPCR 检测技术，对场地修复过程中厌氧脱卤微生物生长情况进行跟踪监测。

　　2024 年 9 月 27 日，中华环保联合会《氯代烃污染地下水原位生物及化学修复技术指南》团体标准征求意见稿正式发布。博诚环境作为此项标准制定的主要起草单位之一，主要负责原位厌氧强化生物修复技术部分的编制工作。

　　2024 年 9 月底，博诚环境参展了以“卤代有机污染物脱卤及修复应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第 4 届国际微生物脱卤大会。博诚环境创始人陈波洋应邀做了厌氧脱卤菌剂 BS-1 和规模化厌氧脱卤生物修复案例介绍主题分享，展示了中国在该领域的产品和工程技术进步，得到了国际知名教授们的赞许和肯定。

　　在原位生物修复方向的战略定力、体系构建和持续攻关，让博诚环境成为了修复领域唯一能做到原位生物修复技术规模化工程落地的企业，而这一切是在行业粗放混乱的状态下完成。

　　在青山研究院调研过程中，博诚环境创始人陈波洋道出了这份执着背后的原因，“我们是一个技术刻在基因里的团队，本能地会用技术思维和技术路径面对问题，希望通过经济高效的技术创新来解决行业痛点，让污染修复不再昂贵。”

　　经历过上半场的发展，环保领域实际上已经大为改观，在逐渐填补空白和补齐短板的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是整个行业的解决方案在向精细、经济、低碳等方向升级。

　　就修复领域而言，污染问题拖得越久，治理的难度越大，修复的成本越高，但粗放的模式只能把历史遗留问题继续遗留下去。

　　在场地修复的众多技术流派中，博诚环境引领的原位生物修复技术在多方面表现出显著的优势，有效克服了治理成本高的痛点，有力推进了场地修复领域的发展。

　　未来这一技术也将对在产企业和工业园区的土壤及地下水污染风险管控与修复发挥巨大价值，推进在产低扰动原位修复模式的成熟落地。

　　在博诚环境的案例中，我们可以看到，直击痛点、创造价值的创新是行业破局的核心驱动力，只有真技术才能解决真需求，也才能推动行业真发展。

　　近年来，环保行业的应收账款问题愈演愈烈，成为困扰众多环保企业的一道难解“死结”。据不完全统计，仅上市公司群体截至2024年的应收账款总额已突破三千亿元，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债务池”，几乎贯穿了整个产业链。无论是设计院、工程公司还是设备制造商，都在巨大的资金压力下艰难度日。

　　正如身陷这场“千亿欠条”困境的所有玩家都清楚的，长期以来，环保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为了抢占市场份额和维持规模增长，采取了低价中标、大量垫资等策略，而这背后的风险如今正逐渐浮出水面。

　　行业惯性的规模扩张逻辑在市场进入存量阶段后显得愈发脆弱，随之而来的则是恶性竞争、客户信用下降和项目回款周期延长等问题交织叠加，给企业带来沉重的财务负担。

　　这种严峻情况与青山研究院2024年初以来的调研结果一致。在这样的背景下，环保企业普遍面临着现金流紧张、融资困难、运营成本高企的多重挑战。

　　即便是那些被视为行业“标杆”的头部企业，也难以幸免于应收账款积压的困境。在资金链趋紧的压力下，不少企业已经到了“悬崖边缘”，稍有不慎就可能陷入经营危机。

　　因此，如何打破困局，成为环保企业必须面对的棘手课题。本文将通过深入分析应收账款问题的成因、行业结构性困境及未来重点的调整方向，为大家提供有益的思考与借鉴。

　　环保行业的应收账款问题正在成为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这一问题不仅困扰着小型企业，也深深影响着行业内的头部公司。尤其是在污水处理、垃圾处理相关市政类细分领域，企业普遍面临着严重的资金链压力。

　　正如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仅上市公司群体的应收账款就高达三千亿左右，而这一数据还不包括大量未公开的中小企业欠款情况。

　　可以说，环保行业已经形成了一条从业主单位、工程公司到设备供应商的“欠款链条”，而这张巨额欠条正快速地吞噬着一大批环保老兵和新人们的情怀和钱袋。

　　在过去十多年里，环保行业经历了快速扩张，大量企业通过“跑马圈地”的方式占领市场，争抢项目。然而，这种粗放式扩张的背后是大量依赖政府项目的商业模式，这些项目往往需要企业承担前期建设和运营成本，而政府的回款周期较长，甚至会出现拖欠。

　　为了拿到项目，不少企业不惜压低价格、垫资施工，以至于项目完成后无法按时收回成本，导致资金链紧张。这种情况下，企业不仅要承担巨大的资金压力，还面临着利润率下降甚至亏损的风险。

　　在市政项目市场，部分企业为了获得合同，不惜进行激烈的价格竞争，有时甚至以远低于成本的“式”报价中标。这种低价中标的背后，是企业对政府支付能力的过度乐观预期，以及对市场份额的渴求。

　　结果，虽然企业拿到了项目，但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由于成本超支和垫资过高，导致资金链断裂。特别是在中小企业层面，由于缺乏足够的融资渠道和资金调配能力，一旦项目回款出现延迟，就会陷入资金周转困难，甚至不得不放弃项目，形成恶性循环。

　　加之，近年来地方财政压力不断加大，部分地区甚至出现了无法按时支付项目款项的情况。尤其是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政府项目支付能力不足，拖欠工程款已成为常态。对于高度依赖政府项目的环保企业而言，回款周期一再被拉长，使得企业资金周转更加困难。

　　环保行业数千亿规模的应收账款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形成，其背后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和行业发展逻辑的变迁。

　　环保行业的产业链长、资金垫付高是导致应收账款积压的主要原因之一。从工程设计、设备制造到项目施工及后期运维，环保企业在每个环节都需投入大量的前期资金，项目一旦启动，企业便需为采购设备、雇佣劳务及工程建设支付高额费用，而资金回流却往往滞后。

　　尤其是在市政污水处理和垃圾处理等项目中，政府资金支付周期长，项目回款分多期进行，每期回款受政府财政状况及审批流程影响较大。这种“长链条、高垫资、回款慢”的特征，使得企业在项目初期就面临巨大的资金压力。

　　同时，许多环保企业因项目多、规模大，常常涉及多家供应商、分包商和服务商，一旦某个环节资金断裂，整个链条的现金流就会陷入停滞。

　　尤其是近年来，环保行业的市场环境波动加剧，部分企业为应对资金困境，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以新项目垫付老项目回款，进一步加剧了企业的财务危机和资金链断裂风险。

　　环保行业的商业模式本质上是一个“重资产、长周期、高回款风险”的组合，尤其在市政项目中，企业普遍采用“投建运一体”或PPP模式。这种模式在前期需企业大规模垫资建设，并承担未来长期运维的责任，而项目回报周期通常较长，回款周期与项目周期的严重错配，使企业的资金回流速度极慢。

　　一些企业为获取订单，不惜以远低于成本的价格中标，这种“亏本赚吆喝”的做法短期内看似扩大了市场份额，但长远来看却对企业资金链造成巨大压力。

　　低价中标的恶果不仅在于项目利润率被压缩，更在于项目质量和执行效率的不可控。许多企业为了拿下项目，承诺超出自身能力的服务和质量标准，导致实际执行过程中资金捉襟见肘，甚至不得不借助高利贷或民间融资填补资金缺口，这种做法进一步放大了企业的资金风险和应收账款的规模。

　　近年来，尽管市场上的环保类项目较以往大幅减少，但环保行业的竞争激烈程度可谓是空前的，尤其是在国企、央企逐渐进入环保市场并展开激烈资源整合的背景下，民营环保企业所面临的生存压力倍增。

　　国企、央企凭借雄厚的资金和政策资源优势，在竞争中占据主动，而大多数民营企业只能通过降价和垫资等方式来争夺市场。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普遍选择高负债、高垫资的经营模式，一旦政府项目资金支付出现延迟或政策调整，企业的现金流立即面临危机。

　　除了上述客观原因，环保企业内部管理上的缺陷也是应收账款高企的重要原因。许多企业在快速扩张期，忽视了内部财务管理和风控体系建设，过度依赖“订单式”发展模式，重项目获取、轻风控管理，导致项目签约和执行过程中资金流转不畅、风险评估不足。一些企业没有建立完善的应收账款管理制度，缺乏有效的催收机制和客户资质评估，导致坏账频发。

　　此外，企业财务结构的不合理也加剧了应收账款风险。一些企业过度依赖短期借贷和高杠杆经营，当项目回款出现问题时，无法通过内部资金调配及时应对，最终导致债务累积、资金链断裂。这种内部管理的缺陷，让环保企业在面对市场波动和政策调整时，缺乏足够的韧性和抗风险能力。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环保行业数千亿规模的应收账款困境，既是行业发展模式长期积弊的结果，也是企业内部管理与外部市场环境双重失衡的反映。

　　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企业在追求规模和市场份额时，忽视了资金风险和财务健康，最终陷入资金困境。而这种困境在短期内难以缓解，企业需要在业务模式和管理机制上进行深刻反思和调整，否则，更加严峻的挑战一定还在前头等着我们。

　　面对数千亿规模的应收账款困境，究竟该做怎样的调整来应对？策略有很多，这里我们把两个相对重要的策略展开来谈。

　　从青山研究院近两年的调研来看，对于当前的环保企业，首要任务是重构业务模式和优化客户结构，从根本上改变以往粗放式增长和盲目扩张的做法。具体来讲涉及以下两大关键策略：

　　过去，环保企业过于依赖规模扩张和低价中标的策略，通过大规模垫资和极限降价的方式获取市场份额。虽然这种做法在行业高速增长期内帮助企业迅速壮大，但随着市场进入存量阶段，这种模式的弊端愈发显现。在应收账款高企、资金链紧张的背景下，企业急需调整业务模式，从“以量取胜”向“以质取胜”转变。

　　首先，环保企业应避免盲目追求规模，逐步剥离那些高垫资、高风险、低回报的项目，尤其是需要大量垫资且回款周期漫长的市政类项目。这类项目不仅资金占用大，而且高度依赖政府的财政状况，政策波动和地方债务问题极易导致项目回款延迟或难以实现。在选择项目时，企业应更加关注项目的现金流健康度和回款保障，优先选择那些能够带来持续收益的运营类项目。

　　此外，环保企业应积极探索从单一的工程承包向“工程+运维”的模式转型，通过提升运维服务质量和技术水平，增加企业的稳定收入。运维业务不仅可以为企业带来持续的现金流，还能通过长期合作增强客户粘性，提高客户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这种模式的转变需要企业在技术和管理上具备更高的能力，以确保项目在全生命周期内的高效运行和效益最大化。

　　其次，企业应加大技术创新和工艺改进的投入，提升自身的技术壁垒和市场竞争力。技术和工艺的优化不仅能降低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成本，还能提高项目的处理效果和经济效益。通过在技术上建立差异化优势，企业可以避免与同行在低价上的恶性竞争，实现通过技术溢价来提升项目的整体收益和资金流动性。

　　最后，也是极为重要的一条，当前年景，环保企业必须通过优化内部管理，提高项目决策和资源配置的科学性与效率。例如，建立严格的项目筛选机制和风险评估体系，对每个项目进行全方位的可行性和风险分析，确保企业在接手新项目时能够清晰了解项目的风险与收益情况，并根据企业的资源状况和战略目标进行合理的项目组合管理。

　　在以往的发展中，许多环保企业为了追求市场份额的快速扩张，忽视了客户的资信和支付能力，导致了大量应收账款的积压。未来，环保企业必须更加注重客户结构的优化，通过选择优质客户和高信用市场，提升项目回款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首先，企业在项目拓展时，应优先选择资金实力雄厚、资信状况优良的客户，特别是那些具有长期环保需求的工业客户。例如，化工、电子制造、半导体、新能源等行业的企业，通常具有更强的资金实力和更高的环保标准，对环保解决方案的质量和服务有较高的要求。

　　除此之外，环保企业还可以通过深度了解客户的生产工艺和环保需求，为其提供定制化的环保解决方案和长期技术服务，提高客户满意度和合作粘性，进而实现稳定的收入和现金流。

　　对于市政项目，接下来讲的这一点极为重要，环保企业应更加关注项目所在区域的政府财政状况和信用评级，通过对地方政府财政能力和债务水平的深入调研，评估项目的回款风险。

　　在高风险地区，应尽量避免承接大规模的工程总包类项目，而可以选择更为灵活的业务模式，比如与地方国企的合资运营模式。这类合作模式能够有效分散企业的资金风险，并通过多方利益来保障项目回款。

　　其次，环保企业在客户拓展过程中，要逐步建立客户分层管理机制，根据客户的资信状况、支付能力、环保需求等因素进行分类，并制定差异化的合作策略。对于优质客户，可以通过延伸服务链条，提供更多的增值服务，如技术支持、定期巡检等，进一步增强客户粘性；而对于资信状况不佳的客户，则应严格控制业务规模，采取更加谨慎的合作策略，避免因盲目扩张而导致应收账款风险的进一步积累。

　　此外，面对中国环保整体进入存量的实际局面，环保企业应积极开拓国际市场和优质的工业园区项目，通过参与“一带一路”等国家战略，进入资金充裕、市场需求强劲的国际环保市场。国际市场虽然存在一定的法律和政策风险，但其回款保障相对较强，且利润空间较大，是企业优化客户结构、分散国内市场风险的重要选择。

　　坦率地讲，未来几年，环保企业在面对市场与资金双重极限压力下，只有在业务模式和客户结构上做出深度调整，才有可能在复杂的市场环境中保持韧性和竞争力。

　　这不仅是企业管理层的难题，也是整个行业发展的隐患。持续的垫资运营让企业在看似庞大的营收数据背后隐藏着严重的财务风险，而回款难、融资难、盈利难的恶性循环则进一步将行业推向危险的边缘。

　　未来3-5年，将是环保企业寻求自我变革的关键期。唯有摆脱对规模和市场占有率的盲目追求，回归价值导向，注重精细化管理和客户质量提升，企业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重塑核心竞争力，实现从“做大”到“做强”的转型。

　　而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找到平衡点，突破既有思维框架，构建更加健康可持续的业务模式，对于环保企业而言，仍将是一道艰难但必须解答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