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治理的核心是处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本文揭示，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生态环境治理思维，更多的是建立在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相互冲突的传统工业化发展范式和发展理论基础之上。不仅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存在两难关系，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在资源分配上，以及国与国之间在分担全球环境责任上，均存在两难关系。这样，传统工业时代的生态环境治理思路，更多的就只能是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治理效率来扩大两难冲突的折中空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生态文明思维下的生态环境治理，则是通过新发展理念及相应约束条件的改变，促进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形成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进而实现各国从环境负担分担转向机遇共享的共赢关系，以及实现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共赢。

　　本文为中国社科院重大课题“现代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和创新工程项目“生态文明范式下的经济学理论与政策研究” 研究成果。作者感谢张定胜教授及课题组同事的意见和建议。

　　工业后建立在“高物质资源消耗、高碳排放、高环境代价”基础之上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促进了生产力的飞跃，前所未有地推进了工业文明进程，但也带来了包括气候变化在内的不可持续危机。目前，有130多个国家承诺在21世纪中期左右实现碳中和或净零碳排放。这些国家的年排放量和经济总量，占全球碳排放和GDP的比重均为90%左右，占全球人口比重为85%左右。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中约70%为发展中国家1。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不必再像工业化国家那样走一条“先高排放、再减排”的传统发展路径，而是有可能实现低碳起飞。全球范围的碳中和共识与行动，标志着工业后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的落幕和一个新的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时代的到来。

　　但是，传统的生态环境治理，很大程度上正是建立在传统工业化模式和发展理念基础之上。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不仅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相互冲突，各国之间在全球环境保护责任上也更多的是零和博弈，当代人和未来人的利益也存在两难。相应地，生态环境治理的思路，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通过技术进步或管理效率提升，来扩大环境与发展之间的折中空间，以实现更高水平的经济发展。在全球环境治理方面，更多的是各国如何公平分担全球环境保护的负担。在代际之间，就是要求当代人对子孙后代负责，减少当代人对资源的占用或对环境的破坏。这一思路体现在Brundtland报告对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上，即在满足当代人需求的同时，不牺牲后代人满足其自身需求能力的发展。

　　正如爱因斯坦指出，“我们不能用过去导致问题的思维来解决这些问题”。显然，如果不根本改变环境与发展相互冲突的关系，这种折中空间就会非常有限。而且，即使由于技术进步和管理效率提升一时扩大了折中空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模式累积的环境后果也终会爆发。因此，生态环境治理必须从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思维。生态文明概念下生态环境治理的根本思路是通过在政府、企业、消费者等主体之间建立良性互动，将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环境与发展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转变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以推动发展范式转变，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以及全球共享繁荣。

　　本文旨在提供一个概念性框架，揭示传统工业化思维和生态文明思维下生态环境治理逻辑的本质区别， 以及不同实现机制和新的政策含义。接下来的第二部分对生态环境治理的历史及相关研究文献进行评述爱游戏平台，揭示其存在的局限，以及为什么要从传统工业文明思维转向生态文明思维；第三部分揭示传统工业文明概念下的生态环境治理思路及其局限，以及在这种概念下为什么无法解决可持续问题；第四部分用一个概念性框架，揭示生态文明下新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第五部分是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最后是简短的结语。

　　20世纪中叶开始，传统工业化模式带来的生态环境危机引起广泛重视。1972年，联合国首次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此后，环境与发展关系成为主要的世界性议题。2015年9月25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峰会在纽约总部召开，峰会正式通过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但是，这17个目标之所以长期得不到实现，并不是因为人们过去没有意识到这些目标的重要性，而是因为这些目标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相互冲突。如果不彻底转变发展模式，就难以建立起17个目标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SDGs目标的解决也就困难重重。

　　但是，标准经济学似乎并未对如何认识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提供很好的理论和应对方案。影响最深远的是所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认为环境和发展之间呈现倒U型趋势，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环境就可以得到改善治理（Grossman and Kruger, 1995）。这也成为“先污染、后治理”政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理论依据。但是，这种被很多人奉为圭臬的理论，并不是经济发展的规律（UNEP，2011; Stern, 2010）。

　　虽然生态环境问题正引起越来越多经济学家的关注，且生态、环境、资源等经济学分支学科也已建立，但生态环境问题远未纳入主流经济学分析范畴。根据 Polasky等(2019), 目前从事可持续发展研究的主要是自然科学家。以发展经济学为例，2019年Esther Duflo教授因为对发展经济学的突出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其一项重要实验研究就是如何激励农民使用化肥（Duflo, Kremer and Robinson, 2011）。化肥农药的大量使用正是造成所谓“现代”农业不可持续的重要原因。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需要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 老路。由于消除贫困是联合国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首要目标，其研究也被视为可持续发展研究的 一部分。

　　在处理环境问题时，经济学家更多的是将环境问题作为标准经济学的一个应用和分支领域。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是气候变化研究。典型的思路是，通过估算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成本与收益（Cost and Benefit Analysis , CBA），得出一个所谓的最优全球温室气体减排量，然后各国再通过气候谈判决定各自的减排量，并建立相应的国际合作机制（Nordhaus ,2019）。减排的好处被定义为因气候变化造成的未来损失的减少（Social Cost of Carbon）。这种思路具有传统工业时代的典型特征，即减排与发展相冲突，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利益相冲突，各国之间的利益也相互冲突。这种思路下得出全球最优减排度为3℃的结论（Nordhaus , 2019），同《巴黎协定》及主流科学家的意见相去甚远，其研究方法也受到广泛争议（Stern, 2016; Stern and Stiglitz, 2021; Weitzman, 2011）。这种争论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模型参数大小的问题，背后更是涉及基本的理论问题。实际上，减排是一个“创造性毁灭”过程（Creative Destruction），有可能使经济从一个结构跃升到一个新的更有竞争力的结构，从而减排的好处就不只是未来损失的减少，更有可能是大量新技术和朝阳产业的出现。比如，新能源替代化石能源、智能电动车替代燃油车等（Zhang and Shi, 2014;Zhang, 2014）。

　　现有关于生态环境治理的文献，很多集中在机制设计层面。关于环境治理问题，最有影响的就是“公地悲剧”（Hardin, 1968）。根据Hardin(1968)，解决公地悲剧有两个途径，一是将公地的产权清晰或私有化，二是实现国有化。科斯定理被广泛用于环境经济学（Coase，1960)，即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情形下，资源最优配置与产权的初始分配无关。但是，由于界定和执行产权同样也需要花费成本，外部性不可能真的被消除。根据（Cheung, 1970），最优外部性程度取决于外部性的危害和消除外部性的成本之间的有效折中。这意味着， 随着时间的累积，狭隘经济视角下的最优环境选择，终会突破科学意义上的阈值，带来灾难性后果。比如，即使每年温室气体排放都按照所谓最优排放量排放，但累积超过一定阈值，气候变化仍会加速恶化。

　　Ostrom（2009）的研究则显示，解决环境治理的思路，不只有这两条路线。人类实际上有比标准理论提出的远要复杂的激励结构和能力来解决各种社会困境。她指出，过去可持续环境政策制定的主要目标，是如何设计一套制度来引导自利的个体行为。但是，大量的经验研究显示，公共政策的核心目标，应该是推动那些激发人们最好的一面的制度的发展。Ostrom(2009)提出的Institutional Analysis and Development框架分析表明，这些公共资源区域的人们往往会通过自我组织形成一个有效的公共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 的治理结构（Schoon and Cox, 2018）

　　由于环境问题背后根本上是发展范式的问题，而工业后建立的发展范式和研究范式很大程度上又是传统工业时代的产物，简单地将现有标准理论应用到生态环境领域难以真正解决可持续发展危机。必须从这些危机出发，对经济学包括价值理论和分析视野在内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重新反思和拓展。如果不彻底转变发展范式，使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由过去的相互冲突转变为相互促进，就难以从根本上建立起有效的生态环境治理。

　　在环境与发展之间关系的认识和实践上，中国走过了一条艰辛的探索道路。早期认为，社会主义国家没有环境问题。后来发现，社会主义也有环境问题，但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可以解决环境问题。改革开放后， 在经历了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环境全面持续恶化后，认识到传统发展模式同环境难以两全。党的提出生态文明概念，强调以科学发展观实现环境与发展的兼容。后，不仅生态文明概念被赋予新的内涵，还被写入宪法、党章，成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一部分。认识的重大转变带来行动上的重大变化。中国环境保 护力度空前加大，并在环境和发展两方面都取得显著成效，初步形成“越保护、越发展”的发展方式（张永生， 2020a）。

　　从规模和速度而言，中国可以称得上是传统工业化模式最大的受益者。但是，为什么中国却率先提出生态文明，并坚定不移地走绿色发展之路？背后的原因在于，建立在“高碳排放、高资源消耗、高生态环境破坏” 基础之上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其外部成本、隐性成本、长期成本、机会成本、福祉成本高昂，经济增长不可持续。与此同时，以新能源、电动汽车、5G等为代表的新兴绿色经济的快速发展，带来了大量的绿色机遇。这使得中国坚定不移地转向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

　　中国生态文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建立环境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具体表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国内层面。就是将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环境与发展之间相互冲突的关系转 变成相互促进的关系，以走出工业文明下的“现代化悖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永续发展。二是国际层面。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不只是中华民族的复 兴，也是全世界的一个重大发展机遇。各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上，就可以从过去的各国负担分担转变为机遇分享。三是在代际层面，当代人与后代人福祉提升可以做到帕累托改进，后代人福祉的改进不一定要以降低当代人福祉为代价。

　　传统工业化模式的本质特征，决定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冲突，故生态环境治理的思路，更多的就是扩大两难折中的空间。传统工业化模式更多集中在物质财富的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以高物质资源投入、高碳排放、高生态环境代价为特征，经济活动对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影响则未得到充分考虑。一些经济上投入产出效益很高的经济活动，往往以破坏生态环境和文化社会为代价，具有高外部成本、 隐性成本、长期成本、机会成本和福祉损失。而且，工业化的组织逻辑，更多的是依靠大规模和单一生产，而社会组织、文化和生态环境则更多地依靠多样性和共生效应。因此，传统工业化模式同生态环境之间往往有着内在的冲突。

　　假定一个经济体由两大类产品组成，即（X，Y）。其中，X为基于物质资源的工业类产品，其生产的环境强度较高,即e1˃ 0；Y 为基于非物质资源的服务类产品，其生产不破坏生态环境,e2=0。可持续发展的条件为实

　　环境与发展之间冲突导致的不可持续，会导致国与国之间的两难冲突。工业后建立的高度依赖物质资源和化石能源投入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虽然可以让世界上少数人口过上物质丰裕的生活，但是一旦这种模式扩大到全球范围，或者在一个更长的时间尺度上，就必然会带来发展不可持续的危机。

　　这样，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就被广大发展中国家视为现代化的模板。目前全球广为接受的现代化概念，正是以发达工业化国家为标准的、以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现代化。后发国家对现代化的探索， 更多的是将发达国家经济内容和发展水平作为默认标准，主要集中在如何根据本国国情“实现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即how），即如何将产出从x2 提高到x1的水平，而对“什么是现代化”(即what)，也就是 X 的内容是否可持续，以及是否能够提高人们福祉，则缺少深刻反思和质疑。当越来越多的新兴国家也按照工业化国家的模式快速发展，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危机爆发，这种现代化模式不可持续的弊端也就暴露无遗 （张永生，2020b）。

　　那么，如何处理全球环境危机？由于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环境保护和发展之间相互冲突，解决全球环境问题的典型思路，就是各国如何“公平地”分担全球环境保护责任。以气候变化为例，典型的做法是先测算实现2℃或1.5℃全球温升控制目标全球需要减少多少排放，然后各国谈判如何公平地承担各自的份额，而不是将减排视作一种机遇，然后各国讨论如何通过合作创造并共享绿色发展的机遇。在这种负担分担的发展思路下，全球环境问题的解决就十分困难（Zhang and Shi, 2014）。

　　我们再回到Hardin(1968)的公地悲剧，揭示为什么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仅仅在微观制度设计的层面并不足以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从生态文明视角看所谓公地的悲剧或发展的陷阱，实际上存在三类悲剧或发展陷阱（张永生，2021a）。

　　第二类发展陷阱是传统工业化模式导致的生态环境破坏。比如，尽管一个湖泊可以通过有效的激励机制设计避免过度捕捞，但由于避免过度捕捞并不能带来更大的“发展”，湖泊可能不得不走上“投肥养鱼”的高污 染道路。而且，即使湖泊不用化学方式养殖，但是其周围的化学农业、工业生产活动都是传统工业化模式，也同样会对湖泊产生污染。实际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早已通过复杂的地球循环系统深入到包括深海在内的无人区。如果不在更大范围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小范围内通过微观机制设计避免公地悲剧对解决全球可持续发展而言效果有限。

　　第三类发展陷阱是经济被锁定在传统工业化模式，难以跳跃到一个新的更有竞争力的绿色发展结构，即从(X, Y )跳到(X, Y)。绿色转型类似从0到1的结构跳跃。这个跳跃的过程，类似“鸡生蛋、蛋生鸡”的困境。由于风险厌恶，决策者在没有看到足够的“绿色”证据时，往往不会采取减排行动，而如果不采取减排行动，绿色证据就不会出现。这就形成一个“证据-行动”困境。打破这个困境，就需要新的理论，能够预见到在何种条件下会出现新的结果（Zhang and Shi, 2014）。如果没有发展模式的根本转变，经济就会因为路径依赖而锁定在一个传统的结构，难以实现绿色转型的潜在好处。

　　因此，人类当前面临的全球不可持续危机，不只是一个公地悲剧的所谓外部性问题，而是从价值观念到发展内容、发展方式、体制机制等的发展范式转型问题。只有跳出传统工业化模式，在生态文明思维下才能建立环境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张永生，2019，2021）

　　习主席在巴黎气候大会上提出“两个共赢”，正是中国在生态文明思维下的生态环境治理以及全球 环境治理思路。一是环境与发展之间的共赢；二是各国之间的共赢。前面揭示了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很难实 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接下来揭示生态文明思维下的生态环境治理何以实现这些共赢。

　　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出路是跳出传统工业文明思维，在生态文明思维下尽可能地实现经济发展同环境破坏的脱钩（Decoupling）。也就是，尽可能地降低高环境足迹的产品 X 的生产和消费，扩大绿色产品Y的生 产和消费，将经济从(X, Y)转型为绿色经济(X, Y)。其中，X X,Y Y。

　　那么，如何实现这种转型？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一般均衡模型揭示政府、企业、消费者等生态环境治理主体的相互作用机制，以及他们如何在新的理念和约束条件下改变行为模式，实现绿色转型。

　　上面两个基本途径，分别对应着生态文明思想的两个最核心概念，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前者与不同分析视野下的约束条件有关，后者同价值理念有关(张永生，2021b)。

　　第一个是“人与自然”更宏大的视野。传统工业化模式更多地局限于“人与商品”的狭隘视野下，并不太关心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在各种经济学标准教材模型中，生态环境处于一个非常次要的角色 （Smith,1776; Marshall, 1890; Samuelson, 1948; Keynes,1948）。这种一味追求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最大化的所谓人类最优行为，必然带来“人与自然”关系的破坏。“人与自然”更宏大视野在模型中对应的是 X 生 产企业环境治理成本（1−k ）的加大。这种新的约束条件会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从而提高对绿色产品的需求，减少对非绿色产品的需求。

　　第二个是“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理念。这种新发展理念意味着新的偏好，以及对美好生活的重新定义。与之相对应的，是效用函数中消费者的偏好参数α的变化，以及在标准效用函数中考虑无形的生态环境等因素。标准的效用函数 U=x αy1−α 由于没有考虑环境破坏等无形因 素对福祉的负效应，消费者的真实效用并不如名义商品消费水平显示的高，即“高GDP、低福祉”。这已为大量福祉经济学的研究证实（Easterlin, 1974；1979）。因此，一旦考虑环境破坏带来的社会福祉损失效果(1−ks)， 真实效用函数就成为 U=ks x αy1−α。其中， 0s≤1。随着 X 产品偏好参数α的降低和环境治理力度加大，生态环境质量得以改善，效用函数中的 ks亦会提高，真实效用随之提高。比如，同样是消费1000元的商品，在生态环境良好的环境下或在环境严重污染的环境下，各自产生的效用就大不同。就正如从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前提是社会心理和消费习惯的大规模转变一样，从不可持续的传统工业化模式转变到绿色发展，也需要社会心理、消费心理、生活方式的系统而深刻的转变。否则，仅仅依靠技术进步难以实现绿色转型。

　　传统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发展模式的这两个本质区别，意味着对成本、收益、福祉、最优化等概念的不同定义，从而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也有了不同含义。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社会、文化 等方面，则是一种相互冲突关系；在生态文明绿色发展模式下，经济发展同生态环境、社会、文化等方面，就有望形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张永生，2021b,2019）。

　　生态环境治理是政府、企业、消费者等主体共同行动的结果。从前面消费者和生产者决策系统约束条件的变化可以看出，经济从传统经济 (X, Y ) 转型为绿色经济 (X, Y) ，涉及偏好α、环境规制k、技术A和B等关键参数条件的变化。其中，最为关键的是政府的推动。

　　第一，发展理念和发展战略的转变。对于政府治理而言，绿色转型的关键是用新发展理念替代传统发展理念，用“人民福祉为中心”的发展目标替代长期以来GDP导向的发展目标。这种发展理念和发展目标的战略性具有“自我实现”（Self-fulfilling）的功能，会带来发展内容、商业模式、体制政策等的系统性转变。

　　第二，政府角色变化。根据Stern和 Stiglitz (2021)，环境危机是典型的市场失败。建立生态文明治理体系 涉及对一些根本问题的重新思考，包括对市场职能和政府职能的重新定位。从《利维坦》中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霍布斯，1651）到《契约论》中政府与公民的契约关系（卢梭，1762）、到《国富论》中守夜人政府(Smith,1776)， 再到现代市场经济下政府新的职能（Key nes , 1936），人们对政府职能的认识也经历了实质性演变过程。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以及十九届四中全会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实质是对市场的功能和政府职能进行重新定义。比如，政府采取严 格的环境措施会改变产品的相对价格，对绿色产品技术的扶持会促进绿色技术进步，降低绿色产品的价格。

　　第三，企业角色的变化。企业原先是在较少考虑外部性的条件下，实现股东利润最大化。现在则要在考虑更多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条件下，实现股东利润最大化。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企业治理更多的只是单一强调股东利益至上。在生态文明视角下，则要充分考虑经济活动的社会环境文化等后果，将主要利益相关者（以各种方式）均纳入公司治理结构，在此前提下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X 生产企业的目标函数从过去的π x=Px X− ωLx 转变为 πx=kPx X−ωLx。

　　第四，消费者消费习惯的变化。除了相对价格的因素外，消费者偏好是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力。改变的动力来自于：第一，对环境污染之于自身利益真实影响的了解；第二，消费者对良好生态环境好处的感受加深；第三，教育引导。Zhang 和 Chabay（2020）的研究显示，“绿色知识”对于改变消费偏好和消费行为十分关键， 教育应该成为重要的途径。需要特别指出，政府引导偏好转变，并不是将特定的偏好强加给消费者，而是为那些不可持续的消费行为建立负面清单，让消费者自由选择。

　　需要强调的是，上面讨论的X 和Y是指两种类型的产品集合，它们各自包含一系列产品，即X=(x1, x2, …, xn ),Y=(y1, y2, …, yn )。这样，可以将 X 和 Y相对比重的变化理解为大量非绿色的夕阳产业不断消失，新的绿 色产业不断涌现的过程。这个绿色转型过程，就是一个熊彼特的“创造性毁灭”（Creative Destruction）过程。Zhang 和 Shi (2014)的研究显示,减排有可能驱动经济结构跃升到一个更有竞争力的新结构，从而减排就 不再是经济发展的负担，而可以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比如，政府严格的减排政策驱使经济结构从传统“燃油车—加油站”的结构，跃升到“电动汽车—充电桩”更有竞争力的结构，同时后者的分工链条又不断细分，成本 不断下降。目前，中国新能源、智能电动车的产业分工体系正在经历的井喷式增长，就是“创造性毁灭”的生动体现。

　　绿色转型并不像一些人担心的会影响经济增长，而是有可能实现更好更快的增长。绿色转型的核心要义 是GDP内容的转变，以让发展回归到提高人民福祉这个初心。在新的绿色经济模式下，Y 类产品和服务更多 地基于知识、生态环境、文化等具有非竞争性（Nonrivalry）的无形资源，相较于高度依赖有形的物质资源投入的X类产品，Y的生产具有更高的递增报酬（Increasing Returns），因为知识、生态环境、文化一旦形成，其边际成本很低甚至为零。而且，新的绿色经济( X, Y)很大程度上基于无形资源，这些资源会越用越多，不像传统经济(X, Y )依赖的有形资源会枯竭并破坏生态环境。只不过这种基于无形资源的产品和服务往往需要 新的商业模式来实现其价值。但是，现有商业模式很大程度上又是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要实现这种转变殊为不易。

　　以前面讨论的公共资源治理为例。在传统工业化思维下，湖泊或林地的功能主要是养鱼或放牧。这是传统发展经济学以物质财富生产和消费为中心的标准定义。实际上，湖泊除了养鱼，还有大量的生态文化功能。比如，生态旅游、体育休闲、文化教育等。湖泊的这种无形生态资源，具有非竞争性的特性，其价值（比如景观） 可以同时满足很多人的需求。如果湖泊的这些价值得到充分开发，则湖泊生态保护就有了新的发展含义，不再需要依赖“投肥养鱼”污染环境来获得更高的收益。因此，一旦对发展进行重新定义，Ostrom (2009)的IAD 框架，就会有更新的发展含义。前面讨论的几类发展陷阱就会消失。

　　此外，需要澄清一个假象。传统工业化模式之所以看起来比绿色经济更有效率，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其高社会成本没有被纳入经济分析和评估体系。比如，如果考虑环境污染的医疗支出Cmedical，则所有消费者的预算约束就会降低，由px x+py y =I 降低为 px x+py y =I−Cmedical。或者，为简便分析，我们可以在效用函数中引入一个社会成本相关的系数ks，效用函数从U=x αy1−α 变为 U=ksx αy1−α，其中，0s≤1。当对那些污染企业采取严格环境措施时，由于环境改善具有非竞争性的性质，全社会均会从环境改善中受益，此时效用函数中的ks均会提高。因此，严格环境政策反而会提高全社会的真实福祉水平。

　　工业后建立的传统工业化模式，在大幅提高物质生产力的同时，也带来全球范围的不可持续危机。在传统工业化模式下，不仅环境与发展之间存在两难冲突，当代人和后代人之间以及国与国之间，也存在两难关系。本文揭示，在传统工业时代形成的生态环境治理思维，更多的只能是通过技术进步和提高治理效率来扩大这种两难冲突的折中空间，难以从根本上解决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生态文明思维下的生态环境治理，则是通过促进发展范式的根本转变，形成环境保护与发展之间相互促进的关系，进而实现各国从环境负担分担转向机遇共享的共赢关系以及当代人与后代人的共赢。

　　从传统工业文明转向生态文明，是一个发展范式和研究范式的系统性转变。一旦在这个新的范式下思考生态环境治理问题，则关于目标函数、成本、收益、福祉、最优化等概念就需要进行重新定义，政府、企业、消费者的行为模式都会改变，带来非常不同的生态环境后果。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的生态文明治理，重点强调生态环境保护、资源利用、生态保护与修复爱游戏全站、生态环境责任制度。在生态文明思维下，这些都具有不同于传统工业时代的政策含义。同时，一旦跳出传统工业时代的思维，对一些长期被奉为圭臬的理论，可能就需要重 新思考。

　　[5] 张永生，2019，“生态文明不等于绿色工业文明”，载潘家华等主编《美丽中国：新中国70年70人论生态文明》，中国环境出版集团。

　　[6] 张永生，2020a，“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载谢伏瞻主编《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历程与理论探索》，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8] 张永生，2021a，“现代化悖论与生态文明现代化”，载高培勇、张翼主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9] 张永生，2021b，“为什么碳中和必须纳入生态文明建设整体框架：理论解释极其政策含义”，《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第9期。

　　[10] 张永生、禹湘，2021，“中国碳中和的战略与实现路径”，载谢伏瞻主编《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经济蓝皮书）》，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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